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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从何处来

来源:原子智库 时间:2019-9-3 1:06:37 浏览:421120次

有一年春夏之交的周末,我在华沙城里闲逛,寻访亨利克·显克微支(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)的故居而未得,怏怏而归。大学时代,我曾读过他的《你往何处去》,后来又看了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《暴君焚城录》,深为震撼。显克微支因此书荣膺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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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往何处去?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北京饭局上,“往何处去”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样的焦虑,一坐下来,还未点菜,就先给祖国算命。后来,我对这个话题有点厌倦,转向另外一个话题,即“中国从何处来”。我记得2006年某天,我在MSN博客撰文跟朋友讨论钱穆的“夷夏之别”,我的大学老师赵益先生,在文章下留言说,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叫做“中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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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,即20世纪以前,从未有过一个实体国家的国号为“中国”。那么中国从何处来?后来陆续读了一些关于“天下”和“中国”的讨论,颇受启发。逐渐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巨大的兴趣。我此前的阅读几乎集中在晚清民国这百多年的时段,后来拓展到千年的时段,顿有豁然开朗之感。但又舍不得放下近代史这一段,这个领域着述浩如烟海,故事距今未远,很适合媒体写作,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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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笈南雍之初,家严送我至宁。我们父子俩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原南京总统府旧址、中山陵、梅花山等地。总统府旧址真是令我大开眼界,此地先后是两江总督署、太平天国天王府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、中华民国总统府驻地,几乎就是整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在总统府最北侧的子超楼,我才知道林森居然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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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的圣诞节晚上,我与范铭等几个死党去山西路军人俱乐部玩儿。那幢传统中式建筑在圣诞烟花之下异常漂亮。我记住了这个地址,中山北路105号。几天后,我才知道那是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和立法院旧址,不禁有点黯然神伤,那是什么地方啊,多好的木地板啊用来溜旱冰!而距此不远的西流湾,则是低调俱乐部所在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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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6月3日晚上,讲授现当代文学的潘志强先生,带着我和另一个同学,沿着北京西路、颐和路、牯岭路、江苏路这一片散步。周围到处都是民国时代的公馆。他如数家珍地指指点点,这是顾祝同的,后来谁在住,这是蒋纬国的,这是阎锡山的,等等。颐和路公馆区有200多座民国要人故居。我当时就想,颐和路的故事太多了,将来一定要写一本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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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公馆在南京大学校园就有不少。比如南大外办驻地斗鸡闸,是何应钦故居,财务处在中山楼,是孙中山故居之一,高研所驻地是赛珍珠故居,她在此处写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《大地》。我住的南园十一舍边上,就是拉贝故居,等等。南大校园所在的金陵苑,则是建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旧址。金陵大学的历程,则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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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言之,我当时读书之时,满目皆是民国故事。我常去的南大图书馆,就是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难民营,严歌苓《金陵十三钗》的故事就发生于此。我恰恰就是在此地读完了这部小说。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感觉:你在书中读到的悲惨故事,就发生于你身体周围这个空间。那些斑驳而铮亮的水磨石地板,就是无言的证人。在这幢楼里,70年前的人影和声音将我包围,而70年后,我在同一个空间来感受他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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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乎,建筑与历史的关系就此建立。在特定的情境里,建筑与空间唤醒了我对历史的记忆。时间与空间在此交融,眼前仿佛在过电影一样。我自认是一个丰富而敏感的人,通常都会在这些老建筑前发呆,想象那段过去的时间。也许在很多人眼里那只是一幢大楼,在我这里就是一段历史的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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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注脚都是什么呢?曾经在这里匆匆而过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,还有他们的着作,他们的行为,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故事,他们施加于时代的巨大影响,他们如何被历史记录和评价,他们和中国的关系,等等。故而这些老建筑,是一个个仿佛可以无限追索的空间,从我者到他者,从此地到彼地,从此时到旧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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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后,我到北京工作,延续了过去走街串巷的寻访习惯,经常去胡同里寻找这些跟近代史密切相关的建筑,比如法源寺、贤良寺等。我有段时间每周去爬西山,下来后会习惯性地去碧云寺坐坐,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停灵之处,有一方苏联送的银棺,与南京紫金山上孙中山的玉棺遥相呼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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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的小资圣地南锣鼓巷,有几条胡同非常值得细看,比如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、蒋介石行辕,帽儿胡同的婉容故居、冯国璋故居,炒豆胡同的僧格林沁府等。这些旧房子,有些没有挂牌,系非开放单位,我注意到以后,就在网上和图书馆反复查询资料,定位这些老建筑以及它们的流转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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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往后,我因为工作与学习的关系,先后住过上海、香港与广州。这三个城市亦是民国建筑的聚集地。比如在上海,我就喜欢泡在法租界或者外滩。有一年冬夜,我和内子沈亮老师沿着复兴西路寻找其曾祖父沈迈士先生的老宅子。一路走过去,用手机照着各个老建筑外墙的铭牌,然后热烈地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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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有不少美轮美奂的老建筑,比如海关大楼这样的,都是西方人不远万里从欧洲海运石料到沪修建。它们屹立于斯近百年,顽强而坚固地展示着历史。它们身上的印记仿佛在告诉我们,纸面上的历史并不可靠。它们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。它们沉默不语地伫立在浦江之畔,等着如我这样的有心人,去发现其中的秘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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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州,我特意骑脚踏车去黄埔军校旧址和大元帅府旧址参观。在杭州,我曾经用一个通宵走遍南山路、北山路和白堤,记录民国时期的老宅子。在武昌的四十度高温之下,一整天泡在珞珈山里看老房子。过眼的民国建筑多了,会不由自主地与大脑中的相关资料或者读过学术着作相印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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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春,我第一次到台北,在博爱特区发现好几幢老建筑和南京的很像,其间的联系至为明显,还有些建筑则纯为大正年间的日式建筑风格,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。至于香港这个万方杂糅的地方,其建筑更是面貌纷繁,可以读出一百多年来这个中西交汇城市的历史风霜。而我,则抱着相机四处窜访,并自得其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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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寻访的过程也伴随着沮丧与悲伤。许多老建筑早已是湮没于荒烟蔓草之中的断壁残垣,更多的则是被改造、被推倒、被代替,原址建起新的建筑,过去的痕迹被擦除干净。因为历史要被改写,作为历史注脚的老建筑,被忽略、被审查也就在情理之中。这些坚实的建筑没有了,历史也就没有了,真实更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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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建筑的破坏与改写,就是对历史的破坏与改写。那些新崛起的建筑,其实代表着新的审美、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。很多时候,建筑上的高低、大小、宽窄,不是基于审美的或者实用的需求,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修补合法性的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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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久了,我愈加在这些老建筑里看到过去百年的中国,甚至更久远的中国,并在阅读之时抚卷而思。古诗说,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,我没有千岁忧,百岁忧却是有的。我读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时评,常常会觉得,他们的很多话,很多观点,放在今日之中国,亦是成立的。他们都谦虚地说自己的文章是速朽之作,却不曾想到他们身后的中国,竟然仍在讨论他们的话题,“你往何处去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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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的感受令人沮丧不已。比如,读晚清史料的时候,我发现赵三多、朱红灯这批人,当年在圣诞节也是要去教堂推倒圣诞树的。1915年的上海,工人学生们也上街砸日本人的店铺。《民报》《清议报》上讨论的话题,至今仍有人在微博、微信上争论。这就不免有时空错乱之感,深深以为百年来之中国,仍在转型进程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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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那些民国材料之时,经常想到我的祖父。祖父在民国时开饭馆,后来公私合营,交给国家。再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,他身为中农被大批判。我年幼时,他拿“三百千”教我,常告诫我多读书,立德立言立功。我记得1992年父亲用摄像机给他录视频,请他做口述回忆。他有句话说一辈子历经了各种波折磨难,他和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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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过世时,我伏棺痛哭良久。我难过的是,他大概一辈子都不太快乐吧。我没有和他谈过大话题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冬天家里生木炭,他用火筷子添炭时,常常爱说一句话:“火心要空,人心要实”。他很少提及历史,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思考过自身与时代的关系。他就是一个依靠朴素生活哲学度过一生的普通人,可能从来没有向历史追问过答案,也许有,但我已无从知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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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做记者时,采访过很多老人,却一直后悔没有在祖父晚年时采访他。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,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几个被遮蔽的概念而已,但对具体的个人和家族而言,却是影响甚巨的大事件。前一阵子流行一句话,国家拐了一个弯,就是你的一辈子。过去的一百年,四五代人过去了,可是普通人很少去想,自身的现状与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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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会时常反思自身所处的时代,我们何以如此?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经历的,是不是他们所经历的?故常有黍离之悲。苏格拉底说过,未经反思和自省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。反思与自省,我以为一对外,一向内。对外的部分,就是人与世界、与历史、与时代的关系。人生也有涯,人要在时空之中确定人本身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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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感非常重要。很多事情离开了时间的维度就是扯淡,真理、真相、自由,都是人生时刻需要的东西,这些和人的存在意义相关。有些事情不能寄希望于未来,不能寄希望于身后,人的寿命有限,在生命时长之外的改变,于个体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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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就是由他的历史与记忆构成的,一个国家也一样。当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程里回望中国的时候,才能够确定当下的中国是什么。我读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之时会想起人民公社,读洪仁玕声讨西方基督教的檄文时,会想到当年的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》。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,乃至重复。鉴往知来,这恰恰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知道从何处来,才能知道往何处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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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百多年里,寻找一条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道路,平稳完成现代化转型与现代的中国国家建构,是中国发展的根本议程。这个议程分为好几个方面,从“天下”变为“国家”,从帝制变为共和,从君主变为民主,从封闭变为开放,从前现代进入现代,从一统垂裳的中土世界进入列国并立的现代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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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这些目标去考察晚清至民国的国家层面的KPI(主要业绩目标),我们就有评价的标准了,并且可以把KPI细化,在哪些维度上去评价,其效果如何。现代性对中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帝制国家而言,意味着什么?对个体而言,又意味着什么?国民和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关系如何确立?有没有确立?这些都是大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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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欧风东渐的时代,我们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一场甲午战争打下来,同光中兴的复兴之梦破碎无遗。改良也,革命也,保皇也,争得头破血流,对内巩固皇权集权,对外则从条约开放一改为全面开战。当清廷发现“大清国要完”的时候,任何改革都来不及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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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初宪政的起点在何处,难点又是些什么?对当时的中国都是新问题。再往后,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四散在欧美和日本,要为中国寻找转型路径。学习过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美国,立宪制也,总统制也,议会制也,三权分立也,五权宪法也,三民主义也,各种各样的药方子都开过,各种各样的小方案也都试过。最后转为全面学习苏联,其影响至今仍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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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之中国为何如此?我想起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弥漫西欧的左翼思潮。基于对平等的渴求,现代激进主义和激进哲学营造的乌托邦,对很多人都有相当的影响。李石曾、蔡元培对法国的无政府主义、平等主义推崇备至,有其原因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洞悉这其中的魅力与危险。雷蒙·阿隆不惜与老同学萨特决裂,认为那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。不了解马克思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,几乎就无法理解20世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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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,“中国”本身也是迷思之一。当时孙中山、段祺瑞、蒋中正孜孜以求的中国统一,也是那个时代苦难的渊薮之一,他们的一些主张被肯定甚至深得人心,也是因为都会精英、市民对大国效率、秩序、统一市场的渴求,他们需要可预见的稳定,他们对于安全感有着深深的焦虑与渴望,对中华民族这一逐渐成形的共同体有着深深的体认,从而不假思索地委身巨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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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个大国的广袤土地上,个体是渺小的,是微不足道的。我第一次站在紫禁城的午门之前时,有一种被挤压的恐惧感。从午门到太和殿,每走一步,就觉得自己矮一截。当时我只是一个到京旅游的大学生,并没有想太多。很多年以后,我再次到紫禁城之时,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。我的恐惧感是被制造出来的,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,我不喜欢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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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我心里挺复杂的。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,我时常对于这个身份有相当的反思。身份认同在很多时候,是对个体的巨大限制。一方面无法完全脱离,一方面又想要超越,人就纠结在这里了。我要在自己这里确立一种个体之于群体的新型关系,我并不想依靠朴素信条去过自己的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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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那个夜晚,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天空里绚烂夺目的烟花,那是中国洗刷百年国耻的标志之一。十年过去了,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条约贸易体系,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有了自己的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。中国对世界愈加重要,可是中国自身到底有没有走出历史的大变局呢?我以为值得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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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说到这本书了。2008年后,我试着写了几篇小文章,发表在《东方早报》的《上海书评》上,那是我认为全中国办得最好的书评刊物。主编张明扬兄有次跟我在外滩喝酒,突然幽幽地说,你有没有发现,你的每篇文章开头都是拿一幢老建筑托物比兴的!我回想了一下说,你不说我还真是没有发现。他认为这算是个人风格,建议一直这么写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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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我完全按照自己对晚清史、民国史的喜好和理解,遴选了一批这个领域的学术专着或者通俗着作,每部着作都指向一个转型中的大问题,我再结合这个问题周边的着作,写一篇五六千字的长书评,并且跳出着作本身,力求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把这个大问题谈透,就有了这一系列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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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文章单篇来看是一个一个的问题,合起来看,就是从帝国到民国这近百年间的转型历程,或者至少是转型中不同的侧面。每篇文章附上参考书目,以便读者按图索骥,方便阅读原着。这些文章先后发表在《上海书评》、“腾讯·大家”和“网易历史”上,算是我这几年比较认真的写作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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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,在文章开头提及的老建筑,我都曾亲身去过,有些去了不止一两次。我以为读者在阅读闲暇之余,可以就近去这些地方看看,体会一下时空交错之感。2011年在台北的时候,我曾经和台湾作家张铁志合作,制作了一个《台湾转型地图》,不敢说洛阳纸贵,但确是一个得意之作。本书所提及的地点和建筑,亦可以视为中国百年转型的一个小地图,读者诸君可以在书尾看到这张地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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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说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古代的万卷其实很少,今人又交通便利,因而万卷书万里路并不是难事。我以为,人的行动范围越大,对世界的感知就越敏感,越接近真相,从而在观念上也越自觉,进而在行为上也越自由。越自由,当然就会越热爱自由。阅读和自由是一种正向促进的关系。读书与行走相辅相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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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这篇序言之时,我与友人专程驱车去虎门镇,去看虎门销烟的旧址。夕阳之下,那两个被修复的销烟池映出粼粼波光,鱼儿游来游去,边上古榕低垂,虎门炮台上的铁炮锈迹斑斑,游人怡然自得。在大部分人的眼中,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。旁边的虎门销烟纪念馆里,依然以国耻和侵略-反侵略的叙事框架来描述这个很长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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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公销烟,事后亦因此事贾祸。道光帝在朱批中怒斥林说,“思之曷胜愤懑!看汝以何词对朕也!”林公已经算当时对西方比较友好的体制内人士了。他懂一点英语,鼓励下属翻译西方着作,学习西方器物之利,是洋务派的先驱,但他仍不了解全球化的商业常态。我在福州三坊七巷参观过林文忠公祠,内庭有幅楹联是他的两句诗: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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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公在那个年代,一心想的是“国家”。他置国家的利益于自己的祸福之上。往下看,这一百多年来的仁人志士们,何尝不是如此?他们一心想改变国家,然而往往却被国家形势所改变。而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为何,正正是中国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。最后还是胡适之先生说:“争你们个人的自由,便是为国家争自由。”我的问题是,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“好”国家?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“好”社会?到底该如何达至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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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坐在纪念馆前的炮台上小憩,两个游人正在激烈地争论近日刷屏网络的中兴芯片事件。在我看来,中国在历史三峡里走了近两百年,而全球化的商业规则仍始终如一。当年是鸦片引发了中西之争,而现在则是芯片再次让中国面对全球化、现代化的严峻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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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洋务派钦慕西方之船坚炮利,虚心学习之,直至甲午一战,始知非技不如人也,而是制度不如人也。直至中兴事件后,再次反思。全盘西化欤?自力更生欤?中国没有新问题,都是老问题。中国与外部世界,仍在磨合与冲突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我们仍身在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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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把中国置于一条更加长程的历史轴线之上。毛润之说,百代皆行秦政治。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,金观涛、孙隆基从不同角度称之为“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”。我则认为这是一种“被稳定结构”。设若把过去两千年的中国看成一个沉寂扁平的时段,那么过去的两百年才进入一个“改革开放”的大变动时段,中国才算真正发生了“变法”,并伴随着各种波折,贯穿了七八代人的一生。不论是鸦片还是芯片,都是这个变动时代的符号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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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把这个时间段缩短至五百年,把范围放眼至全球,大概可以看出这个变局的前奏。1608年,25岁的格老秀斯(Hugo Grotius)出版了那部蜚声欧洲的《海洋自由论》,后来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之一。而此时,中国的万历皇帝已经怠政二十余年,东林党争即将拉开帷幕,而在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,女真领袖努尔哈赤刚刚打通建州往乌苏里江流域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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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世纪70年代,蒙兀儿帝国南征孟加拉湾西岸的港口时,引来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关注,整个南亚及中南半岛的权力结构被重构。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689年已经是全球最大雇主,在世界各地拥有两万多名员工。印度北部的小村庄加尔各答也在彼时迎来了英国人的商务代表,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不独如此,英国议会通过了《权利法案》,北美大陆的新英格兰自治领发生了波士顿起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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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这一年,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,这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谈判达成的条约,也是最早使用“中国”(China)一词来指代“大清”的国际法文件,“中国”首次正式出现于西方外交条约文件上。当蒙兀儿帝国正在思索如何对付英国和荷兰等海洋帝国之时,大清帝国却挥兵西进,恩赫阿木古朗汗三征噶尔丹,营建避暑山庄,成为至今仍被影视剧所争相戏说的千古一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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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下,其实埋藏着大陆帝国不敌海洋帝国的远因。走进这个新时代,西方称之为“现代性转型”,而中国依然没能注意到外部世界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。直到100年后,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了北京。再往后的故事,差不多就是这本书里,我要讲的故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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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了片尾鸣谢字幕的时段。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都很慢,我读过的书,大都密密麻麻写着旁批和眉批,中间也拿不成熟的想法与朋友们交流过。感谢法国学者蔡崇国先生,他是父执辈,我们却能一瓶酒在阳台上聊到天亮,给了我很多启发。其他师友诸如徐友渔、赵益、蔡孟翰、李朝晖等,恕不一一列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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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《上海书评》、“腾讯·大家”、“网易历史”三个栏目的编辑,现在很少有编辑能够容忍作者放肆地发表六千字以上的长篇大论了。感谢澎湃新闻的李媛小姐,惠允为本书绘制插图,令我倍感开心。我自认还是个闻过则喜的人,此书一经付梓,即须接受读者诸君的严苛检视,希望大家不吝赐教,指出错讹及不足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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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眼里的历史都是不同的,每个人眼里的中国也是不同的。过去一百多年,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路一直在艰难的探索之中,却又在栉风沐雨中不断踏进铺满鲜花的陷阱。从鸦片战争开始,一个坑接着一个坑,磕磕绊绊,不免令人心浮意躁。然而,历史是单线程的,我们再也回不去了,但我们却要清晰地知道,我们从何处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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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4月30日晚上,那是一个月圆之夜。我在恒河边上的瓦拉纳西(Varanasi)老城,参观每天都有的“普伽祭”(puja)的夜祭仪式。在河岸的台阶上,一位东亚女性坐在我左首,她大概想让我帮她拍照,结果我们俩对视一眼,几乎同时说了一句:Where are you from(你从何处来)?然后相视大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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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周围几乎全是来参加仪式的印度人,各种五颜六色的衣服,空中飘满了香料和油灯的味道,没有人注意两个东亚面孔的对话。她听说我从北京来,连忙说自己是从东京到北京再过来的,热络得像在异乡遇到了同乡,我投桃报李地说我也挺喜欢东京的。我当时想,人只有在面对“他者”之时,才能想起“我者”,只有在异质文化的对比之下,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自己,找寻自己,确定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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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·吐温曾毫无底线地赞扬这座城市:“瓦拉纳西比历史还老,比传统还老,比传说还老,比这三者之和的两倍还老。”这座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从远古至今从未间断的城市,让我深深觉得,人只有在时间面前才是渺小的,如恒河之一粒沙。我大学开始读《金刚经》,不知有多少遍。每次读到“以恒河沙等身布施”,“如恒河中所有沙数,如是沙等恒河”等处,我就在遥想,恒河是什么样子?今日终于看到恒河及恒河之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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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上这两千多年来毫无间断的祭祀仪式,用以赞颂恒河女神,赞颂湿婆神的赐予与创造,而在上游不远处,则是印度教信徒往生的火葬之地,浓烟随晚风而散,骨灰随逝水而去。一生一死,皆是人之大事,除生死外,其他的事重要么?恒河,则如过去几万年那样,不疾不徐、波澜不惊地流过,静静地看着岸边那些为她起舞、歌颂的平等众生。这世间,其实只有死亡是平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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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夜,我站在建于1589年(万历十七年)的布里吉拉玛宫殿(Brij Rama Palace)的顶楼,看着月夜下恒河的粼粼波光,不禁如子在川上那样感叹:“逝者如斯夫!不舍昼夜。”恒河,大概是这世间最像时间的河流,她会让你觉得这世间一切都不重要。愚蠢的人类啊,在此生此世心心念念的要各种改变,担心想要的东西成为身后之事。可是,最终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。


邹容说:“但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,一一身中出一一舌,一一舌中发一一音。”可是,今时今日,我想,如果邹容真的到了恒河,他会想些什么?你往何处去?你从何处来?中国往何处去?中国从何处来?这些我们为之天天热心的大问题,可能都不重要,一点儿也不重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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